今日特推: 红军长征时曾歼灭国民党骑兵团:仅几人轻伤
搜索:
您的位置: 主页 > 中国战争 > » 正文

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决绝抗日 宋哲元避战求和

浏览: 来源:国宝军事资讯
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决绝抗日 宋哲元避战求和

  机会终于来了。

    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,“不抵抗将军”张学良统率的东北军未放一枪退守关内,东三省沦陷。整个西北、华北局势立刻变得严峻起来。出于多方面考虑,1932年8月,国民党中央行政院会议任命宋哲元为察哈尔省主席兼二十九军军长,所属部队随之向西北一带转移。未久,其军队扩编为三个师辖八个旅。察哈尔虽仅辖16县,地狭人稀,天荒地老,但毕竟是个落脚之地,也是命悬一线的二十九军死里求生的唯一依托。1933年2月,二十九军被调往北平以东的通县、三河、蓟县一带驻防,未久,奉命参加著名的长城喜峰口、罗文峪抗战,有效地狙击了日军侵略,受到中国人民的广泛赞誉,名震一时。

    1935年6月,迫于日本的强大压力,著名的《何梅协定》签定,蒋系中央军关麟征、黄杰等部撤出平津地区。在日本人的操控施压下,具有半独立性质的“冀察政务委员会”成立。二十九军经过一阵左右摇摆,瞅准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发展缝隙,宋哲元趁机坐大,一身兼任二十九军军长、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、冀察绥靖公署主任等三项要职,冀察两省与平津两市一切政务、军务,统归宋哲元一人节制。

    借了乱世风云的契机,得到冀、察、平津政权,今非昔比的宋哲元,同样深知“枪杆子里出政权”的硬道理,开始利用地方财政收入及截留中央收入的关税、盐税、统税、铁路交通税等钱财,打着准备抗战的幌子,以各种名目大肆扩军,并通过种种理由和方式向国外购买军火。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,其部下已有4个步兵师、一个骑兵师、两个保安旅、一个独立旅、一个特务旅,共五师四旅的兵力,部别番号分别是:

    冯治安三十七师(驻防北平西苑、卢沟桥一带);

    张自忠三十八师(驻防天津附近韩柳墅、小站、廊坊、马厂和大沽各地);

    赵登禹一三二师(驻防南苑团河、河北省任丘、河间一带);

    刘汝明一四三师(驻张家口、宣化、怀来一带);

    郑大章骑兵第九师(师部和骑兵一团驻南苑,其余两团驻固安、易县等地); 孙玉田特务旅(驻南苑,以一团在城内);

    石友三部两个保安旅(翼东一带,河北保定一线)。

    另外有直属军事教导团,冀、察、天津保安队,总兵力达到了10余万众。

    二十九军所属部队分别驻守冀、察两省与平、津两市,各地区的省市最高行政长官亦分别由驻军首领兼任,其情形为:冯治安兼任河北省主席;刘汝明兼任察哈尔省主席;张自忠兼任天津市市长(萧振灜离职后由张兼任),加上原已任命的宋之嫡系、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为北平市市长,冀察二省与平津二市完全成了宋哲元第二十九军的天下,并复现以前军阀割据局面。

    以蒋介石为首脑的南京中央政府,对这块具有特殊性质的半封建、半殖民地,半独立地盘上的一切军政事务,已无力直接控制指挥。而自认为羽翼丰满,不可一世的宋哲元在截留税收、白银南运、故宫宝物南迁等一系列关乎国家民族大是大非问题上,更是不把中央政府放在眼里,双方矛盾加剧。日本人瞅准机会,借以操控宋哲元并不断向其施压,企图将其变成一个受日本人指使的傀儡政权,日本外务省在《对华北新政权方针》一文中,直呼冀察政务委员会为“宋哲元政权”。[2]对此,蒋介石曾对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慨叹道:“我们只能希望宋哲元等几个人听命令,并不能命令他们。”其痛苦、愤恨、无奈之状溢于言表。也正是这种非驴非马非骡子的四不像局面的形成,为后来平津乃至整个华北地区危急与沦陷埋下了祸端。

进入论坛 我来挑错